“现在办出院不用下楼排队，在病房扫码2分钟搞定，必须给二院点个赞！”患者王先生体验的，正是吉大二院正在推行的“手机入院”+“床旁结算”双轨智慧医疗服务，这项服务实现了从门诊预约-住院治疗-医保结算全链条数字化闭环。

　　患者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入院缴费、床位预约，在护士站即办即住；出院时在病床旁一键结算，之前一两个小时才能跑完的出入院流程，现在短短几分钟即可完成，这也是吉大二院在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方面再出新招、更进一步！

　　“过去患者拿着纸质住院卡，需要在门诊、住院处、护士站之间多次往返，现在通过手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流程。”信息中心主任陈彦东介绍，目前，在吉大二院三个院区都已经开通，患者在门诊医生开具电子住院证后，只需在手机上就可以实现办理，当天入院当天办理，需要排期的，也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在手机上办理，省掉了到护士站的办理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在家等床、到院即住”。

　　在此前院内试点床旁结算服务的基础上，吉大二院已完成全院床旁结算系统升级，患者出院时无需前往住院处，手机操作即可完成费用核对、医保报销结算。心血管内科数据显示，双功能叠加后，患者平均住院出院效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患者少跑腿”。

　　心血管内科门诊医生开具电子住院证后，她在女儿协助下通过微信支付费用，直接到心血管内科护士站打印腕带，入住病房。

　　医护人员在病区护士站即可现场为患者完成医保联网报销与自费部分的结算，结算明细、医保报销金额、个人支付金额等信息均可清晰展示并在患者手机端展示。李女士女儿确认无误后，通过手机即可完成最终结账。

　　“以前办住院出院得全家总动员，现在一个人就能搞定。”李女士的案例不是科室个案，从近期数据看，新生儿科、运动医学与关节镜科等科室手机入院、床旁结算率已达95%以上，形成“门诊-住院-出院”全链条数字化服务模式。

　　双功能服务的全面落地，不仅标志着吉大二院从“信息化”向“智慧化”的模式发展，更折射出新时代医疗服务体系以民生为导向的深层变革。吉大二院这种全流程智慧医疗服务链的构建，将“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的理念转化为具象化的就医体验，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人文关怀，让技术创新始终与人文温度同频共振，推动患者满意度从“便捷体验”向“情感认同”升级，实现医疗服务从“功能满足”到“价值引领”的质变，为新时代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为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功能，提高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关注和重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选取六件相关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批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及时确定监护人，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监护人的监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通过依法适用确定监护人等制度，及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一中，人民法院在党委领导下，积极与公安机关、民政局、属地政府等多部门沟通协调，及时依法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确定监护人，解决其报名考试的难题。

　　第二，强化监护人职责，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案例二中，父亲将未成年子女的款项作为首付款购买房屋，但未按照约定登记在子女名下，侵害了子女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父亲向子女返还财产。案例三中，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将5岁的幼子多次故意弃置在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场所，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遗弃罪，并判处相应刑罚。

　　第三，积极开展延伸工作，促进矛盾实质化解。延伸工作是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特色，更是贯彻执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优化延伸工作举措，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四中，人民法院在尊重未成年人意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监护能力评估、社会观护、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机制，妥善化解抚养纠纷。

　　第四，多措并举，破解抚养、探望执行难题。由于涉及人身和行为，抚养、探望等案件的执行往往是实践难点。案例五中，人民法院引入社会力量，委托社工协助，帮助当事人顺利实现探望。案例六中，人民法院创新执行手段，刚柔并济，实施执行预惩戒措施，同时审执联动，做好释法明理，最终审执两案均得以妥善处理，对同类案件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案例一：依法确定监护人 助力弃婴实现升学梦想郑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案

　　案例二：侵害子女财产权益 父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丁小某诉丁某、汪某返还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遗弃未成年子女 父母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某遗弃案

　　案例四：评估监护能力 加强融合保护佟某诉伍某抚养纠纷案

　　案例五：引入社会力量 破解探望难题胡某与杨某探望权纠纷案

　　案例六：刚柔并济 妥善执结抚养纠纷案胡某与徐某抚养纠纷执行案

　　案例一：依法确定监护人 助力弃婴实现升学梦想郑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案

　　王小某出生后不久被遗弃，后被郑某某捡拾并抚养长大。郑某某夫妇曾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多方查找，未能找到王小某的亲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身份信息。王小某就读于某校初中二年级，即将面临中考，但因亲生父母信息不明，考试报名遭遇阻碍。为此，郑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定郑某某为王小某的监护人。

　　审理法院认为，王小某的生父母不详，申请人郑某某有意愿也有能力抚养王小某，王小某本人也愿意继续与郑某某一家人生活。经属地政府、居委会及民政部门对郑某某进行调查评估，王小某继续由郑某某养育，有利于王小某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遂判决确定郑某某为王小某的监护人。后王小某顺利报名中考。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助力未成年人解决实际困难，全力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中，在党委领导下，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属地政府等多部门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及时依法为未成年人确定监护人，切实解决了未成年人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生动体现。

　　案例二：侵害子女财产权益 父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丁小某诉丁某、汪某返还财产纠纷案

　　赵某与丁某离婚，儿子丁小某随丁某共同生活。双方离婚协议约定赵某给付丁小某生活费70万元，同时约定该70万元及丁小某从长辈处受赠的13.8万元应作为丁小某购买某房产的产权份额，由丁某代处理买房事宜并在房产证上登记丁小某名字及份额。后赵某按离婚协议约定给付了生活费70万元。

　　同年7月9日，丁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83.8万元，剩余房款以贷款方式支付。同年7月12日，丁某与汪某登记结婚，并将案涉房产登记至丁某、汪某名下，载明共同共有。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首付款83.8万元来源于赵某给付丁小某的生活费以及丁小某受赠的财产。该83.8万元应认定为丁小某的财产。丁某作为直接抚养丁小某的监护人，在购置房产时，未按离婚协议约定登记丁小某名字及所占有的份额，侵犯了丁小某的合法财产权益。案涉房产现登记在丁某和汪某名下，双方获得相应利益，应当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遂判决丁某、汪某给付丁小某83.8万元及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拥有的财产种类愈加丰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是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父母作为监护人时亦应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对于厘清监护人的职责，明确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归属及权益被损害的判断标准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具有重大导向作用。

　　案例三：遗弃未成年子女 父母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某遗弃案

　　被告人刘某某与乙某（女）离婚后，于2015年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对刘小某（2012年出生）直接抚养，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刘小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2018年至2019年期间，刘某某多次以到外地出差、与前妻发生矛盾等为借口，故意将刘小某弃置在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场所，经民警、老师等多次训诫、规劝未果，导致刘小某无人照顾，其中多次由民警安排人员代为照料。其中，2019年5月，刘某某将刘小某遗弃，民警接警后将刘小某接至派出所生活多日，刘某某因此被处以治安拘留六日。但刘某某不思悔改，又于同年9月6日再次故意不接刘小某放学，并不听规劝，致使刘小某被民警接至派出所生活多日。刘某某多次实施遗弃，每次持续时间从1日至10日不等，致使刘小某无法得到妥善照料共计30余日。同年9月11日，刘某某因涉嫌遗弃罪被刑事拘留。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确认，刘小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刘某某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刘某某在近两年时间内，多次将年仅六七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子，弃置于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处，拒不照顾，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特别是在民警、老师多次训诫、规劝以及被处以治安拘留处罚后，仍继续实施遗弃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刘小某的身心健康，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父母离婚后，子女归一方直接抚养的，负有直接抚养义务的一方应当依法抚养照顾未成年子女。即使存在其他家庭矛盾或者个人私事，也不能逃避抚养照顾义务。遗弃未成年子女绝不是简单的家庭私事、琐事。父母拒绝履行法定抚养义务的，应依据遗弃行为的情节、危害程度，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情节恶劣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从严惩处恶意弃养，确保幼有所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案例四：评估监护能力 加强融合保护佟某诉伍某抚养纠纷案

　　佟某与伍某原系夫妻，2010年生一子伍小某。2013年，双方离婚，伍小某由伍某直接抚养。后因伍某管教方式不当等，伍小某自2024年开始与佟某共同生活至今。因对伍小某由谁直接抚养产生争议，佟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变更伍小某由其直接抚养。经查，伍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佟某亦接受过行政处罚。

　　审理法院经单独征询伍小某意见，其表示愿意跟随母亲佟某生活。后审理法院委托社工机构对佟某的监护能力进行评估，就抚养条件进行家事调查，并对伍小某开展社会观护，得出佟某具备合格的监护能力的结论。最终判决伍小某由佟某直接抚养。

　　考虑到佟某此前接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为确保其可以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审理法院在作出判决的同时，向佟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提交具体《抚养方案》并作出《未成年子女抚养承诺书》。同时，根据伍小某面临中考的实际情况，审理法院还帮助伍小某进行学业规划。案结后，当事人向审理法院寄送感谢信。

　　父母双方均有过错的抚养纠纷案件，对当事人监护能力的判断系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本案创新监护能力评估、家庭教育指导和社会观护相结合的保护路径，采取多种举措加强对直接抚养一方监护能力、抚养条件等情况的审查评估和衡量判断，确保判决建立在充足的事实证据之上。同时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注重加强融合保护，促推监护人提升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

　　案例五：引入社会力量 破解探望难题胡某与杨某探望权纠纷案

　　胡某与杨某原系夫妻，生育一女胡小某。后胡某与杨某离婚，约定5岁的胡小某随胡某共同生活，杨某可在每周五探望胡小某。离婚后，双方就探望事宜屡次发生分歧，杨某曾为此申请强制执行。后在某次探望时杨某和胡小某之间发生了不快，父女之间产生隔阂。现胡某认为杨某的行为不利于胡小某成长，且胡小某对杨某的探望持排斥态度，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杨某的探望方式为每月探望一次。

　　审理法院认为，杨某和胡小某之间产生隔阂，致使探望受阻，单纯通过探望权判决难以达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的目的，故在诉讼中聘请社工在探望基地协助杨某对胡小某进行探望，并对杨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该次探望后，胡某与杨某达成了新的探望协议，审理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后经回访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探望依协议约定顺利开展。

　　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方的妥善探望，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但实践中探望权的行使往往因双方矛盾受到阻碍。本案人民法院借助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通过协助探望的做法，既尊重了未成年人的意愿，又保障了探望权的顺利行使。通过“协助探望-调解-回访”模式，化解了家庭成员间多年来因探望引起的矛盾，对切实化解“探望难”问题有示范性的作用。

　　案例六：刚柔并济 妥善执结抚养纠纷案胡某与徐某抚养纠纷执行案

　　徐某与胡某系夫妻，双方因感情问题分居，1岁婚生女徐小某随胡某生活。分居期间，徐某借探望之机擅自将徐小某从胡某家带至外地藏匿，并拒绝胡某探望，胡某多次找徐某协商无果，后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将徐小某交由其监护抚养。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徐小某尚处幼年，出生后主要跟随胡某生活，交由胡某抚养更有利于成长，遂判决胡某与徐某分居期间徐小某由胡某抚养。判决生效后，徐某未依判送交徐小某，胡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徐某经法院通知仍不主动履行义务，并将徐小某藏匿至亲戚家，且频繁更换居住地，抗拒执行。人民法院向徐某发出《预罚款通知书》及《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告知若7日内未主动履行义务，将对其处以1万元罚款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执行期间，胡某另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徐某离婚，徐某亦不配合审判工作。后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联动开展工作，多次电话连线、见面约谈当事人，耐心沟通、释法明理，向徐某宣讲因父母抢夺子女等对子女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后徐某主动将徐小某移交给胡某，离婚纠纷案件也调解结案。

　　抚养权执行属于行为类执行案件，不可代替履行，且涉及未成年子女人身权益保护。如果直接对一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需要充分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是否造成负面影响等因素，实践中执行工作难度较大。本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创新执行手段，刚柔并济，一方面通过预拘留、预罚款等执行预惩戒措施，敦促被执行人主动沟通、主动履行；另一方面，执行部门和审判部门联动，做好释法明理、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最终促成审执两案均妥善了结，对类似案件处理具有示范作用。

　　中国网5月22日讯 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消息，最高人民法院22日发布5件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多次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法治思想，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聚焦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和研判，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努力达到“1+1+1＞3”的效果。

　　在民事和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观念，及时化解、消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发现未成年人民事权利等受到侵害的，及时依法释明维权路径。据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实行综合审判的少年法庭有900余个，占少年法庭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和示范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体现了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建设，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为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强化系统思维，注重涉未成年人案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促进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协同增效。案例1中，由熟悉未成年人审判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一体推进犯罪惩治、探望权行使和抚养费执行等关联案件，通过协同开展多项审判延伸工作，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5中，由同一合议庭审理两件相互关联的民事、行政案件，以专业化审判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积极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强化问题导向，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地落细。人民法院坚持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改革，推动事后救济保护向事中、事前预防治理转变，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二次伤害。案例3中，人民法院未止步于对犯罪的惩治，而是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序开展“刑民”衔接，在刑事判决依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在相关民事审判中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落实司法救助措施，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和帮扶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强大合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根据工作实际，深化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联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案例2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携手破解涉毒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缺失问题，向年幼的孩子传递新时代社会的关护，充分体现了多部门在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中的通力协作。案例4中，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民政局、卫健委等通过联席会议、信息互通协同机制，及时化解未成年人的监护困境，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1：同一专业化审判团队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李某故意伤害及相关探望权纠纷案

　　案例2：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破解困境儿童监护缺失难题——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诉严某、谢某、黄某军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案例3：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案例4：多方协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陈某遗弃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纠纷案

　　案例5：行政、民事审判融合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孟某户籍登记及相关抚养费纠纷案

　　同一专业化审判团队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李某故意伤害及相关探望权纠纷案

　　李某（男）与孙某（女）原系夫妻，后经诉讼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两名子女均由孙某抚养，李某每月支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判决生效后未及时履行给付义务，拖欠数月抚养费，孙某故拒绝李某探望两名子女。后李某将孙某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行使探望权。庭审期间，双方因子女抚养、探望及离婚判决的财产执行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庭审后，李某埋伏于孙某回家路上伺机报复，检察机关以李某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针对上述案件，人民法院熟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刑事、民事、执行法官组成专业化审判团队，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家属就民事纠纷进行面对面沟通，后李某真诚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孙某的经济损失，孙某也表示同意协助李某探望孩子。

　　关于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系故意伤害犯罪未遂，且具有如实供述案件事实、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的从轻、从宽处罚情节，对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关于探望权纠纷，经调解，孙某同意李某分期支付离婚纠纷中的财产折价款及拖欠的抚养费，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李某同意按照孙某指定的时间及地点行使探望权，二人达成调解协议。

　　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业化审判团队，以系统性综合审判思维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有利于及时发现、掌握各类案件内在关联、矛盾冲突及涉未成年人保护线索，推动司法保护由事后向事前、事中保护的转变，确保涉未成年人关联问题均得以妥善解决。此外，人民法院还通过跨诉讼程序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心理疏导、监护评估等审判延伸工作，确保未成年人生活保障、情感需求、监护环境等多元权益得到全方位关注，实现了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的融合发力，有利于涉未成年人纠纷实质性化解。

　　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破解困境儿童监护缺失难题——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诉严某、谢某、黄某军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严某（女）与谢某（男）结婚后于2017年生育一名女孩晶晶。严某在与谢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另一名男子黄某军同居并于2019年生育一名男孩亮亮。后严某、谢某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晶晶由严某抚养。严某2019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黄某军作为同案犯一并被判处刑罚；刑满释放后，黄某军又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21年被立案处理。谢某于2014年、2019年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分别处以强制戒毒二年。

　　在严某、黄某军等人贩卖毒品罪一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注到因严某、黄某军、谢某涉毒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被强制戒毒，均无能力对年幼的孩子履行监护义务，晶晶、亮亮将陷于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后，及时联系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当地街道和居委会，为晶晶、亮亮找寻临时照料人。经沟通指导，黄某军的同胞姐姐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起诉，申请撤销严某、谢某对晶晶的监护人资格以及严某、黄某军对亮亮的监护人资格，并为晶晶、亮亮指定监护人。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

　　人民法院认为，晶晶、亮亮的父母均存在吸毒恶习，且因贩卖毒品或吸食毒品被立案处理，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已不适合再担任监护人，依法应当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严某、谢某、黄某军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晶晶、亮亮将处于事实无人监护的危困状态。现黄某琴、黄某梅分别申请自愿担任晶晶、亮亮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同意其意见并支持起诉，其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可以使晶晶、亮亮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和落实。最终人民法院判决支持黄某琴、黄某梅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综合保护，实质性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本案例中，人民法院发现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面临事实无人监护困境后，会同人民检察院推动相关问题得以解决，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反映了新时代各职能部门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心关爱，是人民法院在深化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综合审判改革中，健全工作机制，携手各方实质性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筑全链条、全方位、立体化未成年人保护网络的典型案例。

　　小丽在父母离异后由母亲钱某抚养。2017年，钱某与王某再婚，小丽随母亲钱某、继父王某共同生活。2020年12月，王某趁钱某不在，先后两次在家中对小丽（时年13岁）实施猥亵。2021年6月，王某对来家中找小丽的同学（时年14岁）实施猥亵行为，并于次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小丽提出跟随亲生父亲李某生活的意愿。2022年3月，刑事判决生效后，法官就监护人资格问题与小丽生父沟通。后小丽的生父李某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王某对小丽的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适用未成年人绿色通道快审快判。

　　人民法院认为，王某身为继父漠视法律，对被监护人小丽及其同学实施猥亵行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且属侵害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未成年人，应从重处罚，故依法作出刑事判决，对被告人王某两罪并罚。王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尊重被害人意愿，作出民事判决撤销王某的监护人资格。同时，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决定给予小丽司法救助，并会同民政、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机构，共同制定长期心理疏导、帮扶计划，帮助小丽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

　　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害犯罪具有隐蔽性、行为持续性及侵害权利复合性等特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审理法院探索“惩治+保护+修复”的全链条综合保护机制，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依据未成年人意愿，推动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阻断未成年人面临的后续风险。同时，积极落实司法救助措施，协调民政、妇联等多部门为未成年被害人制定心理疏导和帮扶计划，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有效修复和改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生活环境，生动诠释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的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理念，有效促进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

　　多方协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陈某遗弃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纠纷案

　　陈某与女友韩某青（经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生育一子韩某某，后陈某在他人介绍下将韩某某送养，但未办理送养手续。送养一月后，韩某某因病被领养人送往某儿童医院治疗，并将陈某的联系方式留给该儿童医院。某儿童医院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陈某，韩某某患有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等严重疾病，急需手术治疗，但陈某置之不理。后经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某儿童医院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陈某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同月，韩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诉讼，要求陈某支付抚养费；某儿童医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医疗合同纠纷诉讼，要求陈某支付医药费。上述三案，由人民法院同一合议庭审理。

　　关于遗弃案，人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韩某某的亲生父亲，拒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韩某某的合法权益，依法以遗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关于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及医疗合同纠纷案，鉴于韩某某的母亲韩某青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及韩某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意愿或能力抚养韩某某。第三人某儿童福利院愿意作为韩某某的监护人，且有能力照料韩某某，故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陈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第三人某儿童福利院为韩某某的监护人，同时判决陈某支付韩某某的抚养费及儿童医院医药费。

　　人民法院对涉未成年人的遗弃及关联案件，指定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理，相关案件同时立案、同步审理、同日判决，一体化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还积极与检察院、民政局、卫健委等多方主体联动，召开联席会议，确立信息互通与协同工作机制，凝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合力。经后续回访了解，某儿童福利院接受指定监护后，积极履行责任，涉案未成年人在悉心照顾下，各项疾病均得到了有效治疗，身体状况良好。本案体现了多方联动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成效。

　　行政、民事审判融合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孟某户籍登记及相关抚养费纠纷案

　　孟某乙（男，北京籍）与张某（女，原籍河北省）育有一女孟某甲，出生后随母亲落户河北省，后孟某乙以夫妻投靠入户为由，向北京市某派出所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某派出所作出准予迁入证明，将母子二人的户口迁至北京市（该户户主为孟某乙之父孟某）。孟某甲遂转学至北京市，并在祖父孟某处居住生活。后因孟某乙、张某夫妻关系紧张，提出离婚诉讼，孟某甲搬离孟某处。落户一年后，孟某将某派出所起诉至人民法院，称孟某乙私自办理夫妻投靠落户，某派出所未经户主即其本人同意即给张某、孟某甲办理户口迁入，请求撤销某派出所户籍迁入行政行为，并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孟某甲以抚养费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称孟某乙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低保金，但一家三口低保金均汇入孟某乙账户后被其私自扣留，故请求返还。上述二案，由人民法院同一合议庭进行审理。

　　关于户籍登记行政纠纷，法院认为，某派出所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申请人及被投靠人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申请材料符合规定，据此作出准予迁入的登记行为具有事实根据，且程序合法。孟某作为户主，对户口有妥善管理之责。综上，对孟某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抚养费民事纠纷，经人民法院积极调解，孟某乙主动履行，将私扣的低保金一次性给付孟某甲，孟某甲撤诉。

　　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专业化审判职能作用，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相互关联的民事、行政案件，从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开展工作化解矛盾。以专业化审判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质量和效率，符合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规律，体现了人民法院践行未成年人审判融合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此外，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延伸工作，主动与公安机关户籍登记部门等沟通协调，将二人户籍转移至公共户，以便于涉案未成年人未来的就学、就医。

　　非法集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让民众防不胜防，屡屡陷入骗局。今年5月15日是第十六个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人民网整理了几起相关案例，旨在提醒广大民众切勿被高额回报的诱惑冲昏头脑，坚决远离非法集资陷阱，时刻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江苏省徐州市天爱养老服务公司在未办理养老机构备案的情况下，利用发放宣传材料的形式，虚假宣传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等内容，向社会售卖数额不等的消费卡，并返还消费券用于抵扣旅游等服务。但实际上，非法吸收的集资款只有部分用于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为防止更多的社会老人上当受骗，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政府将该风险入库，抽调有关部门精干力量，组成天爱养老风险处置化解工作专班，专司相关事宜。专班对天爱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走访、查验、谈话，发现该公司已全面停止宣传业务，且全部退赔。

　　近年来，以养老服务为名的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频发。此类犯罪不仅给老年人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还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老年人及其家属应提高警惕，增强辨识和防诈能力，认清此类营销模式的真实意图和套路。同时，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对收取大额预收费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重点监管，及时发现并介入非法集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老年人经济损失。

　　2019年6月，被告人史某、朱某以陕西丝路起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在西安市高新区财富中心设立办公地点，对外以中投善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利用自行搭建的BRTR平台发行、交易USDT、QC、BRTR货币，并以保本高息和享受豪车使用权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经审计，截至案发，共有114名集资参与人报案，集资总金额634万余元，已返还516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史某、朱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法分子常以“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广大投资者应保持清醒头脑，不盲目轻信高额回报承诺，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以免个人财产受损。

　　2016年8月，被告人赵某某注册成立某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公司没有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对外宣称自己与上层领导有关系，投资到某商贸有限公司可以赚取政府养殖补贴，到期返还本金并按照投资数额2%的比例返还补贴，本金和补贴没有任何风险。赵某某通过发放宣传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后将集资款部分用于支付到期的本金、补贴、偿还个人借款等。因无力兑付到期集资款，赵某某又注册成立某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继续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虚假宣传养殖补贴项目，吸引社会公众投资。至案发前，赵某某非法集资3.5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2588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在涉农、房地产、新能源等领域，一些企业和个人常以“项目投资”“入股分红”等名义，以高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此类犯罪行为隐蔽性强、欺骗性大，广大投资者在投资时应保持高度警惕，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通过正规渠道咨询相关信息，判断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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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禁吃狗肉！然而50万条狗无处安放，下了餐桌仍要安乐死... 救了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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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能置业的“置业公司不动产智慧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在2024年电力行业“两化融合”暨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上，荣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颁发的 “2024年电力行业数字技术应用技术创新典型案例”荣誉。这是中国华能在此次论坛通信与物联网领域的唯一获奖项目，标志着华能置业在不动产智慧管理和数字化转型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10月17日，2024年电力行业“两化融合”暨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大电力企业、科技公司和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在电力行业的深度融合与应用。论坛期间，中电联对2024年度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案例进行了颁奖，华能置业凭借“置业公司不动产智慧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荣获“典型案例”荣誉。

　　该项目通过创新性地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高效智能的 不动产管理平台，全面提升了楼宇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平台实现了能耗监控、设备管理、空间优化等功能的深度集成，不仅减少了运营成本，还显著提高了资产运营的透明度和决策效率，体现了华能置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不断探索与实践。

　　“置业公司不动产智慧管理中心建设项目”作为中国华能在通信与物联网领域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项目，致力于推动不动产管理的数字化和智慧化。该项目通过物联网设备的实时数据采集与分析，形成了楼宇设备自动化运维、能耗智能管理的创新应用模式， 为不动产运营管理和后勤服务保障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该项目不仅大幅提升了楼宇管理的效率与智能化水平，还为不动产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助力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运营目标。通过实时的能耗监控与分析，项目已为多个楼宇节约了约15%的能耗，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智能化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楼宇设施的故障预警能力，降低了设备维护成本。

　　华能置业将以此为契机，继续践行创新驱动战略，未来，华能置业将继续加大数字技术与不动产管理的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模式和新机遇，推动智慧管理平台的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助力中国华能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马怡诚）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根据计划安排，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满两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已做好出舱活动各项准备工作。

　　6600万年前，希克苏鲁伯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非鸟类恐龙灭绝，而就在撞击点附近，一种神秘的夜蜥蜴可能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陆生脊椎动物。白垩纪末期，一颗巨型小行星撞击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的区域，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150公里的陨石坑，导致全球大多数动植物物种灭绝。

　　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等提出了一个衡量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程度的全球框架。论文合作作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Pedro Conceicao表示，面对当今严峻的地球系统变化，我们必须把人与自然健康、互惠的关系纳入发展愿景。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这项调查系统查清了我国东北典型黑土区地表基质资源“家底”，实现了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层的首次系统调查与深度解剖。

　　记者邱玥25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二期项目全面投产。 目前，“深海一号”大气田已经达到最高产能设计状态，年产气量有望超过45亿立方米。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支持的薇拉·C·鲁宾天文台，首次捕捉到的太空景象呈现出一场由恒星“托儿所”及邻近星系的密集星团构成的粉蓝视觉盛宴。鲁宾天文台的科学团队还开发了面向公众的工具“天空查看器”，用户可通过平移和缩放功能探索这些超高分辨率图像中的恒星和星系。

　　中国海油25日宣布，公司在南海水域的“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气田建成。“深海一号”大气田分一期和二期开发建设（一期于2021年6月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1500亿立方米，最大作业水深超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开发建设的作业水深最深、地层温压最高、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深水气田。

　　2017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为新一代草地植被图的绘制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共识别出65种主要草地类型，其中高山嵩草草甸、紫花针茅草原、矮生嵩草草甸、垂穗披碱草草甸和线

　　6月24日，“应急使命·2025”极端灾害事故场景新质救援能力检验性演习在黑龙江省东宁市、河南省濮阳市等地举行。“源网荷储”应急供电中，国家电网运用新技术、设备，实现小型水电站“黑启动”“光伏+储能”协同供电，保障重点区域电力供应。

　　研究团队通过发育表达分析、原位杂交和免疫组化技术，在甜菜孢囊线虫早期寄生阶段鉴定出两个关键分泌效应蛋白——Hs28B03和Hs8H07。该研究首次发现，植物寄生线虫会“劫持”植物细胞的“垃圾处理系统”——泛素化系统来摧毁免疫。

　　24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棉花分子遗传改良创新团队杨作仁研究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柳小庆研究员，合作创制了可生产虾青素的工程棉花。

　　“智慧光源大脑”是国内首个同步辐射人工智能数据解析平台，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同步辐射实验产生的海量复杂数据。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半年，近日，有媒体采访多位科研人员，梳理新科普法落实效果。受访的多位科研人员表示，新科普法为科研人员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6月初，依托东南大学共建的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6G广域低空覆盖的无蜂窝通智感融合外场试验网，赋能低空经济、数字能源、智能制造等应用场景，有望催生千亿级产业链，助力南京打造“6G之城”。这是东南大学勇挑硬核科技创新大梁，支撑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从国铁集团获悉，近期，沪昆高铁杭州东至长沙南段（以下简称“沪昆高铁杭长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拉通试验圆满成功，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最高试验时速达385公里，各项设备指标表现良好。

　　专家建议，预防糖尿病足，糖尿病患者每日需用38℃以下温水泡脚，擦干后检查趾间有无破损，穿透气棉 袜与宽松鞋，并每年至少做一次足部血管神经专项检查。基因疗法主要是通过刺激血管生成来改善近端肢体的血液流入，从而改善单个血管小体中的血液再分。

　　既能上天飞行，也能踏海遨游，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AG600“鲲龙”飞机，正是这样的“跨界”航空装备。近期，“鲲龙”喜讯频传——4月20日，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5月6日，批产首架机总装下线日，顺利完成生产试飞；6月11日，获颁中国民航局生产许可证。

　　记者从展会上感受到，过去几年氢燃料汽车的发展倒逼氢能产业的发展，而今，氢能的应用从燃料电池车的单一赛道向其他行业辐射。丰田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丰田中国氢能事业总部领域长线年百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规模的目标面临挑战。

　　近日，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医学部高晓宁教授团队和周杰教授团队合作，在国际著名期刊《Oncogene》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首次揭示PHF19基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致命开关”作用，为破解白血病复发耐药难题带来全新解决方案。团队首次阐明WTAP-PHF19调控轴的双重表观遗传调控机制，这相当于找到了癌细胞的“能量总控开关”。

　　基于银河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V10构建的物资管理及高值耗材系统全栈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改造项目在上饶市人民医院正式上线运行。作为江西省医疗网信领域的标杆性实践，该项目通过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与达梦数据库、神州鲲泰服务器及华为超融合技术等国产技术生态深度协同，实现了医院准核心业务系统从硬件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的全链条自主创新。

　　在医疗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上饶市人民医院作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省内医疗网信先行者，率先启动医疗信息系统的自主创新建设。项目组建关键技术攻关专业团队，携手以麒麟软件为代表的多家国内网信头部厂商联合攻关，历时5个月，完成服务端适配、数据初始化、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成功实现高值耗材系统“平滑过渡、零业务中断”，数据安全等级全面升级，打造出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网信改造方案样板。

　　此次国产技术栈的突破性实践，不仅标志着医疗信息化领域自主创新迈入新阶段，更彰显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的协同创新能力。值得关注的是，麒麟软件等国内企业已为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南大一附院等十余家三甲医院及卫健系统提供底层技术支持，其构建的安全可信技术基座+行业解决方案+生态协同创新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正成为破解医疗数字化转型安全难题的关键路径。这种以自主操作系统为根基的全链条创新范式，既为医疗核心系统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样本，更预示着我国在关系民生福祉的重点行业领域，已具备构建完整技术闭环的战略能力。面向健康中国建设目标，持续深化网信技术应用创新，既是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更是保障医疗数据安全、提升智慧服务能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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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杆案例！麒麟软件助力江西构建智慧医疗中国方案

　　2025深圳CIO峰会重磅收官！IDC中国未来数字工业领航者奖项荣耀揭晓

　　智能养宠新时代：科学饮水革命，守护爱宠健康，LALAHOME智能养宠，狠狠拿捏

　　科技世界网创立于2009年，宗旨是科技创造财富，网络改变世界。多年来力争通过自主创新的技术实现为科技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

　　在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政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本报告汇总解读将深入剖析政企行业智能体（Agent）领域的发展态势，为您呈现这一前沿技术在政企场景中的应用全景。

　　本报告汇总洞察基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5政企行业智能体（Agent）研究报告》及文末380+份政企行业研究报告的数据，报告合集实时更新已分享在交流群，阅读原文进群咨询、定制数据报告和600+行业人士共同交流和成长。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体作为实现大模型技术落地的关键途径，逐渐在政企行业崭露头角。从政务服务的智能化升级，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智能体正悄然改变着政企行业的运作模式。为了让大家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领域，我们精心整合了多方研究成果，对政企行业智能体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解读。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沿着智能体技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其在政企行业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真实案例和详细数据，为您揭示智能体如何赋能政企行业，助力其在数字化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希望这份报告汇总解读能为您在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一同开启政企行业智能体的探索之旅。

　　在当今时代，智能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政企行业作为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的关键领域，其智能化转型至关重要。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政企行业智能化发展，如《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旨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支持人工智能政务服务大模型的应用，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提升运营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应对市场竞争和响应客户需求成为驱动企业数智化转型的主要力量。据中国信通院《央国企数智化转型发展报告(2024)》显示，提升运营效率的需求占比达80.2%，增强创新能力占比79.2%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政企行业急需智能化技术的赋能，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模型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动了人工智能市场的快速增长。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5080亿元，截至2023年底，核心产业规模接近5800亿元，核心企业数量超过4400家。然而，大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依赖预训练知识、学习新知识成本高、处理复杂场景时缺乏执行能力等。智能体作为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计算机程序，具备理解自然语言、对话、学习、推理等能力，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必然选择。它能够以更低成本高效吸收新信息，快速集成和调用外部工具，自主完成任务的拆分与执行。在软件工程领域，AI Agent可在软件开发的需求获取、设计编码、测试和维护等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显著提升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与大模型相比，智能体的这些优势使其在政企行业的应用中更具潜力，为大模型的落地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政企行业AI Agent的技术架构包含多个层次，每个层次相互协作，为智能体的高效运行提供支撑。模型层作为基石，集成了多样化的模型，如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等，为智能体提供强大的思考和推理能力。能力层则集成了规划、记忆存储与检索以及执行三大核心功能，负责任务拆解、决策制定和工具调用，确保智能体能够高效处理复杂任务。平台层是智能体架构的中坚力量，提供从设计到部署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在这一层，通过精准创建、高效评估、多渠道发布与可视化监控，确保AI Agent稳定运行与良好的用户体验。应用服务层位于最顶层，直接面向政企行业的具体应用场景，提供行业知识问答、智能客服等多样化功能，满足不同行业的特定需求。这种分层设计确保了智能体系统的稳定性、灵活性和扩展性，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政企行业。

　　在政务领域，传统的政务热线面临着咨询和投诉繁杂、响应时间长、处理效率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引入基于大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AI Agent成为关键举措。某政务热线通过构建集成AI Agent的智能客服平台，建立全面的知识库，并进行数据分析，实现了服务的智能化升级。AI Agent能够自动识别、理解和处理来电咨询，引导民众获取所需信息或提交申请。部署AI Agent后，政务热线服务的平均处理时间缩短了60%，整体客户满意度提高了30%。在政法领域，安徽法务门户利用AI Agent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智能咨询服务。通过交互式对话采集关键信息，生成符合法律要求的咨询报告，同时提供智能交互、高效报告生成和自适应文书定制化等创新服务，简化了咨询流程，提升了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在教育行业，甘肃财贸职业学院响应教育部号召，基于大模型及AI Agent能力重构一站式服务大厅，打造查办一体化平台。师生通过自然语言与大模型交互，可获取校内知识答案，直达办事入口，极大提升了服务体验。该平台采用面向目标的系统架构，解放了人力，让师生更聚焦教学与学习。同时，通过便捷的AI Agent编排，降低了信息化管理人员的开发和维护成本，推动了教育范式从面向过程向面向目标的转变。在文宣领域，国内旅游市场在假期面临游客聚集和安全隐患等问题。苏州市作为试点城市，构建了面向节假日城市旅游客流调控和智能服务支撑平台。其中，畅游AI助手采用AI Agent架构，利用大模型技术判断游客意向，智能生成行程计划，实现“错峰引导”。通过建立AI预测预警平台和多样化调控手段，有效解决了节假日旅游城市的客流调控难题，增强了人民出游的幸福感。

　　住建领域，某地住建局将智慧社区建设与AI和数字人技术相结合，打造社区AI Agent服务。以AI驱动的数字人形象与用户进行沉浸式交互，主动提供咨询和办事指导。社区AI Agent基于相关政策和数据，为居民提供信息查询、物业事项办理等服务，实现了“问”“查”“听”“做”的全方位服务，助力建设智慧便捷的高效服务体系，提高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为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苏州构建了工业咨询大模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整合多级政策和行业知识资源，训练诊断咨询大模型，为企业提供政策服务、诊断评估等一站式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难题，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目前，AI Agent在应用中面临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其自主思考能力有限，工作流设计多依赖人工介入和预定义规则，在复杂情境下，大模型的推理能力也受到限制。为提升稳定性，需扩展通用及政企行业的工作流程，将其抽象并标准化，转化为经验数据，增强AI Agent的独立决策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在安全方面，要健全AI Agent的安全模块。通过强化检测机制，对用户输入和大模型输出进行多层过滤，实时监控潜在安全威胁；设计自动化阻拦机制，在检测到风险时及时采取措施。此外，持续建设丰富、专业且高可用的知识库，通过反馈优化和数据回流机制，保障AI Agent回复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特别是在金融、政务等对回复准确性要求高的领域。

　　随着业务需求的日益复杂，单一AI Agent难以应对跨领域、多层次的挑战。Agent2Agent协议的出现为多AI Agents协同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该协议构建的标准化协作框架，多AI Agents系统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子任务，实现专业化分工与高效执行。在旅行规划场景中，天气助手、地图助手与酒店助手可通过Agent2Agent协议实时共享信息，协同生成最优方案。优化协作机制需兼顾激励与约束，定义标准化的信息传递格式，设计层次化协作结构。同时，实现通信机制的标准化与自适应学习，结合强化学习优化协作策略，促进知识共享与共同进化，提升多AI Agents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当前，单语言模态的AI Agent在处理多模态信息时存在局限，难以满足现实世界的复杂需求。未来，多模态大模型与AI Agent的融合将成为趋势。在城市治理中，多模态AI Agent可通过视频监控、语音提示和物联网设备联动，收集和分析多模态数据，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具身智能的发展也将为工业、农业、医疗等行业带来变革，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AI Agent平台即服务模式有望成为主流，为政企用户提供计算能力、存储资源和应用搭建方式。这种模式可降低用户的硬件投资和运维成本，根据业务需求自动调整资源分配。然而，该模式面临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兼容性和定制化等挑战。平台提供商需采用先进加密技术和严格安全措施保护用户数据，同时增强平台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满足用户的定制化需求。

　　标准和评价体系是推动政企行业AI Agent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积极开展相关标准研制工作，面向供给侧，制定了《政务AI Agent开发应用平台成熟度模型》等标准，用于衡量服务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可信能力；面向需求侧，开展《IOMM - G政务AI Agent建设和应用效果成熟度模型》等标准的研制，为政企行业AI Agent的应用成效和价值衡量提供“标尺”。随着这些标准和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落地推广，将为AI Agent的建设、应用和评价提供规范指引，推动政企行业AI Agent健康有序发展，增强用户和企业对智能体技术的信任感。

　　未来，AI Agent技术将不断创新发展。多模态技术的融合将使AI Agent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复杂的现实世界信息，在更多领域实现深度应用。具身智能的发展将使AI Agent具备物理实体操作能力，进一步拓展其应用边界，在工业生产、医疗护理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AI Agent将在政企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从目前的政务、教育、能源等领域向更多行业渗透，成为推动各行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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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5年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曹某等诉河南省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行政奖励诉讼监督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233-237号）作为第五十八批指导性案例（行政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地方性法规依据法律设定行政奖励并公布了奖励标准，行政主体应当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行政奖励职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曹某一家户籍在河南省某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某村。2012年3月，某区政府成立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具体实施改造工作。12月9日，指挥部公示《某村城中村改造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同日，某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根据安置方案制定《某村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补充规定》，其中明确“房屋安置：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人员，人均安置建筑面积200平方米”。12月30日，曹某分别与指挥部、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就人均安置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2013年9月，曹某夫妻又与指挥部签订《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曹某一户为“父母一方或双方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且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家庭，选择获得奖励安置房建筑面积共计100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规定，独生子女父母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享受奖励。《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1年修正，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凭证享受下列待遇：……（三）按人分配城镇拆迁安置、移民搬迁安置、新农村建设安置、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福利、征地补偿等经济利益时，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据此，曹某认为，《协议》内容不符合《条例》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在按人分配征地补偿等经济利益时“多分一人份”的规定。

　　2016年9月，曹某夫妻及儿子、儿媳将某区政府和某街道办事处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某区政府依法执行《条例》的规定，另外补偿安置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并支付多一人份拆迁过渡费62400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曹某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与指挥部经协商达成的《协议》，应视为与某区政府就独生子女家庭搬迁安置补偿奖励相关问题已达成一致意见。曹某等主张该《协议》系其受到胁迫所签订，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驳回曹某等的诉讼请求。曹某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某等申请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案件来源。曹某一家以及具有相同情形的4户家庭分别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后，将上述5个案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经阅卷、听取当事人意见，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对事实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对原审裁判、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错误存在严重分歧。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邀请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担任听证员，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卫健委有关人员旁听。经听证查明，曹某夫妻在《协议》上签字时并未充分了解相关奖励规定的内容，对没有获得足额奖励不知情，不存在自愿放弃奖励的意思表示。听证员一致认为，案涉城中村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应当执行《条例》有关计划生育奖励的规定。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某夫妻签订《协议》的行为能否视为其对《条例》规定的行政奖励的放弃。第一，某区政府与曹某夫妻签订的《协议》，名为“协议”，实为单方行政决定。某区政府从未表示依据《条例》规定给予曹某家庭200平方米安置房或货币奖励，而以“协议”方式给付曹某家庭100平方米半人份安置房奖励，属于未经协商减损曹某家庭的合法权益。第二，《条例》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的确定性奖励标准，行政机关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相对人放弃该权利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在某区政府未告知曹某家庭有权获得“多分一人份”奖励的情形下，曹某等并不知晓其享有获得200平方米安置房或货币奖励的申请资格。以曹某夫妻在《协议》上的签字认定曹某等与指挥部自愿“达成一致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曹某夫妻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或者推定曹某等自愿放弃行政奖励的事实依据。

　　2021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包括曹某家庭在内的同村5户独生子女家庭申请监督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22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曹某家庭等5案进行再审。其间赵某等同村11户独生子女家庭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该11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类案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曹某、赵某等16案合并审理。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曹某等16户与某区政府签订协议，某区政府按照《条例》规定的奖励标准，以经济补偿方式履行了奖励的法定义务。2023年8月24日，曹某等16户撤回再审请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发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行政主体履行奖励的法定义务不予支持的，应当依法监督。地方性法规依照法律规定为独生子女家庭征地补偿设定行政奖励，地方政府和协助政府承担征地补偿行政管理职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行政奖励的实施主体，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标准，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奖励权益全面实现。行政相对人只有在充分了解其相关权利内容的前提下，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以明示的方式自愿放弃相关合法权益的，才能认定其放弃权利，行政主体不得单方减损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行政主体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法定奖励义务的行为，人民法院行政生效裁判未予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监督人民法院行政生效裁判，发现同类生效裁判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共性问题的，可以制发类案检察建议，提高司法效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1年修正）第三十七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三十二条）

　　甲村村民小组诉湖南省某县人民政府、某市人民政府山林权属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诉讼监督案

　　人民检察院办理山林权属争议行政诉讼监督案，应当审查争议各方提供的山林权属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各自主张。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该行政裁决予以维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展调查核实。有新的证据证明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2015年11月，甲村第1-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甲村）与乙村第3-6、10、11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乙村）、丙村第1-1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丙村）因山林权属纠纷均向湖南省某县人民政府提出山林权属确权申请，并各自提供了林权证等相应凭证。甲村称要求确权的争议林地为该村“飞地”（归属于甲村但不与甲村毗连的土地）的一部分，并提供了标有“甲村（飞）”字样的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争议林地出租给案外人的合同等，证明其对争议林地有经营管理事实，某县人民政府未予采信。2016年8月1日，某县人民政府作出案涉山林权属行政裁决，将争议林地确权给乙村和丙村共同所有。甲村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某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予以维持。甲村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裁决及复议决定，判决将争议林地归甲村所有。2017年5月11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甲村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乙村、丙村提供的1982年57号、116号、114号、95号山林权证要素齐全，已依法颁发，可以作为确权依据；乙村、丙村提供了双方的《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及《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可以看出争议林地不在甲村一侧，乙村与丙村签订了《补充协议》自愿对案涉争议林地共同所有；甲村提供的1982年山林权证虽涵盖了争议林地，但该证无编号、未经填证人签字和填证机关盖章，且应发给山林权人的一联和存根联均存于档案馆，未颁发给甲村，故该证未经某县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系无效的林权证。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裁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某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并无不当。甲村上诉、申请再审均被人民法院以相同理由驳回。

　　案件来源。甲村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21年7月19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围绕争议焦点，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阅了法院审判卷宗和执法卷宗，到某县档案局查阅了该县1982年山林权证的档案资料，赴现场进行勘察，走访案件当事人，向自然资源部门发函请求协助调查案涉“飞地”权属状况。查明：1. 乙村114号山林权证填证机关未盖章，丙村95号山林权证应发给山林权人的一联仍存于县档案局，案涉林权证全部从县档案局复印，争议各方均不能提供原件。2. 某县1982年制作的林权证普遍存在无编号、无填写人、发给山林所有权单位一联未撕、空白证有公社及县政府盖章等瑕疵，存在先将已盖好人民政府和公社印章的空白林权证发给各村，然后由各村自行填写的情形。3. 《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及《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系由某乡人民政府作出。乙村与丙村达成的《补充协议》系争议发生后达成，未经甲村同意。4. 全国第一次土地调查（1984年-2009年）及第二次土地调查（2009年-2018年）的地籍资料载明，案涉“飞地”权利所有人为甲村。5. 某县原国土资源局2004年9月19日制作了《飞地面积通知书》、某市原国土资源局于2004年10月25日制作了《飞地权属、面积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甲村和丙村盖章确认。某县人民政府2004年12月制作了案涉“飞地”及乙村、丙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但均未下发。某县2019年土地利用现状图有一地块标注了“甲村（飞）”。6. 甲村在争议林地上建有两栋平房，一栋建于1950年代，当时用于养牛；另一栋建于2000年左右，2006年至2012年出租给案外人用于养牛。前述相关证据载明的案涉“飞地”面积、形状、位置相互印证，与本案争议林地重叠。

　　检察机关依法调取了以上查明事实所涉及的1982年部分林权证、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调查的地籍资料、《飞地面积通知书》、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等证据材料。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第一，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相关规定，调解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该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乙村、丙村持有的林权证均已依法送达，对同样存在要素不全或未颁发情形的林权证，人民法院认定乙村、丙村案涉林权证合法且已依法颁发，否定甲村案涉林权证效力，忽视了1982年“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该县制证发证的客观历史情况。《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及《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由不具备处理权限的乡政府作出，作出的主体不合法，不具备法律效力，且与“飞地”山林权属认定没有关联。第二，检察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全国土地调查的地籍资料、“飞地”有关凭证、“飞地”的权属证书及附图、乙村和丙村的土地权属证书及附图等证据显示，案涉“飞地”在面积、形状、位置、权利人上均一致，争议林地大部分在“飞地”内。某县自然资源局亦认为2004年制作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虽然不能作为单独确权的权属依据，但其所登记的界址、面积可以作为确权的参考资料。甲村提供的证据亦能证明其对部分争议林地具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乙村和丙村未能提供经营管理的证据。2021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22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23年2月9日，再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作出再审判决，指出某县人民政府将争议林地确权为乙村和丙村所有依据不足，某市人民政府复议予以维持不当，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撤销案涉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责令某县人民政府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23年12月5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共同推动下，某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靠近乙村和丙村的304亩确权给乙村与丙村共同所有，剩余约405亩确权给甲村所有，各村未再提出异议。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本案反映出的某县林地所有权证制证、发证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与某县人民政府座谈，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已经制作但未下发的权证进行清理，对仍存在权属争议的依法确权后发证，从源头上减少山林权属纠纷的发生。某县人民政府采纳检察建议，逐一核实，清理林权证制发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办理山林权属争议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争议各方提交的山林权属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各自主张，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对行政裁决予以维持的，应当依法调查核实；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依法监督。山林权属争议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争议各方提供的因历史原因存在未依法送达、要素不全等瑕疵的林权证及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争议林地权利归属，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调查核实，可以通过调取人民政府对争议林地在土地改革、“四固定”、“林业三定”、林业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制作形成的权属资料，查明争议林地的利用、经营、管理情况变化等。调查取得的新证据能够证实行政裁决与事实不符、足以认定原生效裁判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严格规范执法，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令第10号）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现为2010年修正后的第二条、第二十一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桂阳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不服甲公司诉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诉讼监督案

　　人民检察院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诉讼监督案件，对于安全监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监理主体怠于履职等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虽然工程质量缺陷以及监理怠于履职尚未构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如果人民法院以缺乏事实依据为由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甲公司系某公路大桥防撞护栏施工监理单位。2005年7月，公路大桥竣工验收。2013年3月12日，公路大桥桥南处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卧铺客车因驾驶员避让一辆逆向行驶的两轮摩托车过程中向右猛打方向，操作不当，与摩托车发生刮碰后，撞断公路大桥护栏坠入桥下，致使14人死亡、9人受伤、两车和公路设施受损。事故发生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和事故技术专家组。2013年4月11日，事故技术专家组作出《技术报告》。7月24日，事故调查组作出《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案涉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驾驶员所在公司等多家单位或者部门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分别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重要等不同责任。其中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公司因安全护栏施工质量存在缺陷，对大桥安全护栏底座与预埋钢筋焊接中，焊缝长度及高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焊缝尺寸不稳定，大部分焊缝金属与钢筋未融合或融合深度较浅，存在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甲公司是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监理单位，因监理工作不到位，在监理工作中未能及时发现事故段安全护栏施工质量缺陷，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分别作出处理建议，其中包括建议由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为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以下简称湖北省安监局）对甲公司给予规定上限的经济处罚。2013年8月19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2014年4月22日，湖北省安监局依据上述报告，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甲公司作出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7月21日，甲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2015年5月14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该院认为，《技术报告》已认定护栏破坏的主要原因系实际撞击力大于设计撞击力，湖北省安监局仍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认定甲公司存在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行为，却没有举证证明上述行为与护栏破坏失去保护作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此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判决予以撤销。湖北省安监局不服提起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大桥的施工即使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技术报告》中所述的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焊接质量也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也不能得出大桥的施工质量及甲公司对大桥施工质量的监理行为与本案事故段大桥护栏被撞击后失去防护作用从而使肇事客车越出护栏，导致事故结果加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也不能得出《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甲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查明事实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必要前提和依据，甲公司的监理行为与本案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湖北省安监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湖北省安监局认为其没有义务去查明相关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1月20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以湖北省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一审判决。湖北省安监局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了二审判决。

　　案件来源。湖北省安监局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后认为，再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在全面阅卷审查的基础上，当面听取湖北省安监局和甲公司的意见。另查明：案涉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组由湖北省人民政府组织，聘请了桥梁施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行业的专家组成专家组。案涉《事故调查报告》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认定甲公司在监理工作中，未能及时发现大桥安全护栏底座与预埋的钢筋焊接存在焊缝长度及高度等施工问题，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对事故负有责任。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再审判决认为施工质量缺陷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关联关系，否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认定事实错误。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均有多因一果的特性，既包括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包括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各种隐患及其他原因。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往往也是依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的实际情况不同而作出。本案中《技术报告》认定护栏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实际撞击力大于设计撞击力，但并未排除焊缝长度及焊缝高度等施工问题是护栏破坏的非主要或次要原因。《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公司对大桥安全护栏底座与预埋钢筋焊接中，焊缝长度及高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焊缝尺寸不稳定，大部分焊缝金属与钢筋未融合或融合深度较浅，存在安全隐患。安全护栏施工质量存在缺陷，甲公司在监理工作中未能及时发现，应当构成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据此，湖北省安监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判决否定经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质量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法律事实，否定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单位及监理公司应承担的事故责任，责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为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一般系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既包括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包括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各种隐患及其他间接原因。《技术报告》没有完全排除焊缝质量问题是护栏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原判决否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人民法院未依法对《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作出合法性审查确认违法前，《事故调查报告》合法有效。湖北省安监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再审判决，驳回甲公司诉讼请求。2023年11月9日，甲公司依法缴纳罚款人民币50万元。

　　人民检察院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事故性质、事故责任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的基础上，审查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对于人民法院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判决撤销安全监管部门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所作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负责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作出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是相关部门对有关单位和人员实施行政处罚或处分的依据。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当事人因不服安全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即使工程质量缺陷以及监理怠于履职尚未构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人民法院以此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统一正确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9年修正）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修正）第三十条（现为2021年修订后的第四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

　　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力活动引起中暑，职工一方非因自身原因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行政机关未认定为工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予以维持，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应当认定工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认定难、周期长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共同研究推动完善职业病认定程序。

　　罗某某系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工人。2018年7月19日，罗某某在工地从事搭建支模工作。当日19时，罗某某在项目工地工作结束收拾工具时突然晕倒，后被就近送往某区医院住院治疗，7月25日经医治无效死亡。罗某某的《出院证明书》记载：“1. 热射病；2. 左侧额颞顶枕叶-基底节区大片梗塞；3. 脑疝形成……”罗某某妻子邹某某于2018年8月2日向四川某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所8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罗某某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邹某某于2018年10月29日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认为，申请人未能提交罗某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遂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617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6171号决定）。邹某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6171号决定，判令市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某的死亡不管是中暑还是晕倒后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出血梗死，均不是罗某某本身的疾病，而与其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连续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罗某某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因工受伤（死亡）。2019年7月3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6171号决定，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市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罗某某在倒地时头部着地受伤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罗某某患职业病的事实。邹某某递交的司法鉴定不是职业病鉴定机构作出的职业病鉴定，只能证明罗某某的死亡原因，不能证明罗某某患职业病。因此，罗某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2019年10月14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邹某某的诉讼请求。邹某某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案件来源。邹某某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23年2月7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某市人民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案件卷宗材料，查阅专业资料、进行类案检索，向卫健、人社等部门和医院、职业病诊断中心进行咨询，询问相关当事人。查明，罗某某在工程公司承建的某项目工程从事搭建支模工作，2018年7月19日19时工作结束收拾工具时晕倒在地。罗某某患热射病系因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所致。10月29日邹某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市人社局向邹某某发出申请补正通知，要求邹某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补正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鉴定书）。因某市没有具备职业性热射病诊断资质的机构，其向多家职业病诊断机构请求进行职业病诊断均未被接诊，邹某某补正不能。邹某某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后，其女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具备职业性热射病诊断资质，以下简称华西四医院）提出对罗某某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请求，华西四医院予以接诊。因邹某某无法提供罗某某的职业史证明等材料，于2021年12月20日申请某市人民检察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华西四医院亦于2022年3月25日发函请求某市人民检察院帮助提供相关资料。某市人民检察院对罗某某职业史、发病当天现场情况等走访调查、调取相关证据，向华西四医院出具《关于罗某某的情况说明》。华西四医院于2022年4月28日对罗某某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载明“诊断结论：职业性中暑（热射病）”。

　　监督意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罗某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系新发现和取得的证据，能够证明罗某某患有的热射病属于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被依法认定为工伤，该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2023年11月14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省人民检察院协同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走访省市人社部门、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及工程公司等，同步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024年4月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本案。庭审中，某市人社局表示依法启动工伤认定程序，邹某某表示认可并撤回再审请求。某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罗某某为工伤。2024年5月15日，某区社保中心依法向邹某某拨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在内的工伤待遇75.6万元。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推进治理。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覆盖面较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防治意识不高、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程序复杂等问题，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工作建议，并邀请卫健部门、人社部门和行业专家等召开劳动者权益保障座谈会，共同研究健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畅通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流程、加强职业病宣传和教育，协力推动完善职业病防治管理体系，保障劳动者权益。

　　职工一方由于职业病诊断条件、程序限制等未能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行政机关未认定为工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不认定工伤的决定予以维持，人民检察院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应当依法监督。职业性中暑是一种职业病，职工因高温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因未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检察机关受理监督申请后，可以开展调查核实，收集、调取该职工职业史、发病当天现场情况等有关证据，为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提供参考。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诊断难、周期长等工伤认定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加强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建议，推动完善职业病防治、认定和保护体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村民委员会未依据法规、规章的规定受理宅基地申请并上报，建房申请人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2020年5月7日，钱某向上海市某区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提交书面建房申请。同年5月13日，某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告知钱某其妻子已经因动迁安置拥有一处宅基地，建房申请与当前政策相悖。后某村委会对钱某的建房申请未予上报。钱某认为某村委会未予上报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某村委会依法履行张榜公布、签署意见及报送某镇政府审批的法定职责。

　　2021年3月30日，某区人民法院认为，某村委会对村民申请建房行使的相关职能系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审查程序，属于村民自治行为，并非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未对钱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钱某起诉。钱某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8月25日，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钱某申请再审未获支持。

　　调查核实。上海市检察院某分院调取法院卷宗，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对案件事实及法律争议全面审查。查明：第一，村委会受理、初步审查并上报宅基地申请的依据来源于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农村村民申请住宅用地，应当经书面征求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村委会接到农户建房申请后，应当将相关信息张榜公布。公布期间无异议的，村委会应当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后，连同建房申请人的书面申请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公布期间有异议的，村委会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第二，村委会受理、初步审查并上报宅基地申请是宅基地建房审批的前置程序。《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村委会报送的申请表和建房申请人的书面申请后，会同乡（镇）土地管理所进行实地审核。本案诉讼前，钱某曾以某镇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镇政府履行建房审批的法定职责。法院认为，钱某未经某村委会初步审查及上报程序直接要求某镇政府履行建房审批职责，缺乏依据，判决驳回钱某的诉讼请求。

　　监督意见。上海市检察院某分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审批权的法定主体为乡（镇）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将宅基地审批中的受理程序前置至村委会，其实质是对宅基地审批职责的再分配，且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村委会受理、公示、签署意见并上报宅基地申请，是依据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某村委会对钱某的宅基地申请未予公示、上报，导致其宅基地申请无法进入某镇政府的审批流程，对钱某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村委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022年9月27日，上海市检察院某分院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监督结果。2023年6月28日，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裁定，指令某区人民法院审理。2024年7月31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村委会在宅基地申请受理至向乡（镇）政府报送流程中相应的履职行为可以认定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判决某村委会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钱某提出的宅基地申请依法作出处理。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某村委会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了上报宅基地申请职责。

　　村民委员会受理、上报宅基地申请，是依据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村民委员会依据法规、规章授权受理村民宅基地申请后，应当依法张榜公布，并按照程序将村民提交的申请、收集的村民意见、村民会议决议等材料报送乡（镇）人民政府，以便启动后续的行政审批程序，在此过程中村民委员会的履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履行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责。村民委员会不履行或者不全面履行该行政管理职责引起的行政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人民法院以村民委员会无法定职责、系村民自治行为、未影响原告实体权利义务等理由裁定驳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增加第三十四条后，该办法2023年修订时删除该条）

　　《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2019年5月5日施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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